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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尔也会想要静下心来谈谈爱情的，我是认真的。我和德克兰·赖斯（他绝对不好意思提及他的过去：好莱坞低成本战争片里专业的死人演员）的那个命定之日，我们把一张靛蓝色的折叠床从仓库里拯救出来拖到抛光橡胶似的窗台旁边，我们在上面做爱。我们总能听见走廊上的脚步声，急躁的，缓慢的，愤怒的，我说这声音像勃拉姆斯的第一号钢琴三重奏。他试着哼了哼，可他就连一节完整的乐段都哼不出来。我羡慕你，你的国家盛产疯子和音乐家。他最后说。
就凭这一句话，我就感觉我爱上他了，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了解过我。我捉住他的手，亲爱的，我真想立刻马上嫁给你。我对他说。他惊讶地看着我，天呐，我们才认识三个小时零十五分钟。我说，是的，但我只爱陌生人。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虽然我对他为何答应得那么快稍感讶异，但没有什么比婚礼筹备更重要的了。我极其反对在伦敦举办婚礼，这个狗屎地方天气就没有好过。我的设想是一艘满载着紫色郁金香航向西西里岛的珍珠白色游轮，或者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或者其他什么浪漫又疯狂的地方，宾客们品尝着用覆盆子和甜樱桃自然蒸馏过的甜酒。但至少，不是现在这样的：在一座神似摄政公园的不知名公园里（他妈的，不过一块伦敦随处可见的浓绿色破布草坪罢了），婚礼当天我的皮鞋至少踩到了两块粘在一起的水果口香糖，七种颜色气球以及三种不同的动物粪便。他笑眯眯地说：你看，大家都跑到对面的广场上去看行为艺术表演了。我点了一根西班牙香烟，恶狠狠地注视着我的丈夫：还有什么比婚礼更伟大的行为艺术？他笑得很响：拜托啦，从哲学的角度看什么都是要完蛋的。
有个吉普赛流浪汉坐在我们铺了一层蕾丝的木质台阶上，口中念叨着一些虚无主义的废话，什么生命的前景只剩下死亡啦，什么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啦……现在满大街都流行这个。为了让我们的婚姻看起来没那么容易完蛋（或者为了离这些恐怖的哲学家远远的），我们决定去街对面看看。
那是一个拉丁裔的棕色卷发少女和她那看起来像只苍白塑料袋的丈夫（兄弟？）她的皮带上勾着一把优雅流畅的阿拉伯弯刀。她路灯下的面庞犹如圣徒，她要把这把刀捅进她身边男人的胸膛里，她信誓旦旦地说他不会死。我兴奋地掐着德克兰的手掌：天呐，他死定了！紧挨着我嘴唇的香烟如同一段短促的诅咒，她真的挥舞着那把小刀捅进男人的胸膛！人们在这堪比进军的伟大一刻握紧了拳头。男人脑袋歪着，眼睛翻白，血流了一地。
演技比你逼真。我在他耳边小声说。
他耸耸肩：死状太丑，不如不死。
喧哗的夜色和无极无限的刺鼻香料在周围低声应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因而没有人报警。我很生气，那血都飙到我的礼服上了。干洗店把衣服送回来的时候的时候我仍然能透过女佣淡黄色的橡胶手套闻到那圣洁光亮的鲜血气息在每一粒古铜色纽扣上舞动——我吐了出来。那天我们刚刚结婚不满三十个小时，德克兰·赖斯躲得远远的，拿起珐琅碟子里唯一一颗苹果往上抛再砰地接住，说你最好别是怀孕了。
都怪你选了那么糟糕的地方！
谁让他那么容易死？我们只是凑个热闹而已。
接着我摔门离开了别墅，一路驶离切尔西，夜晚的泰晤士河犹如约瑟夫·康拉德在《黑暗之心》里形容的那样：像一条笔直蛰伏的巨蛇。我拧开广播，轮胎碎石子的声音被萨克斯管布鲁斯的葡萄酒般的洪亮嗓音盖住了。不断摇晃的车厢使我手上的香烟屡次烫到自己，像有什么火花裹挟着飞蛾的碎肢在冬夜迸发出的闪烁静电。我爱他，可是我甚至没办法和他单独度过三十个小时。这令我感到非常焦躁。烦心事还在后头。第二天，我的记者朋友送给了我一份大礼。我摔门而出的照片被刊登在《镜报》头版。于是，我迫不得已，在里士满一个拉丁老太太（又他妈是拉丁）的破烂花店那买了一束老掉牙的黄玫瑰。
德克兰开门时仍然是一副游离的样子，接过我手上的话不轻不重地微笑了一下，谢罪之礼？
对，以及你得配合我应付那些讨厌的记者。
我打了个响指。一排女佣从我背后鱼贯而入，我说，打扮好看一点，不要给我丢脸。他笑了笑：知道啦，你别忘了我也是演员。我站在阳台上边抽烟边等他。空气中有细碎的鎏金在上下飞舞，让人联想起一些更暧昧更饱满的欲望。他动作一如既往地慢，我抽完了一整包香烟他还是没有出来。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而强烈的饥饿。我坐在餐桌边缘，发现我送他的黄玫瑰正好端端地躺在一只亮闪闪的刻花玻璃瓶里。他是在什么时候把它插进去的？你甚至还能看见花瓣上天使眼泪般的水滴在故作无辜地闪着少女的光，拜托，不要哭了，我真受不了这样温馨的场面。等我回过神来，我发现，我竟然把它吃了下去，它在我手里只剩下一副早已冷却的骨架，我握着它犹如握着一把雕刻精美的翡翠烟枪。那依附其上的几根荆棘如同书店滞销笑话大全一样直勾勾地凝视着我。我的肠胃没有任何异样——饥饿感理所当然地消解了。吃花远远算不上行为艺术吧？我这么想着，就在这时，德克兰走出来。我满怀热情地向他展示我一手制造的凶杀案现场。在波普柔弱的节拍里，他拿起了它——全世界最甜美的尸体，我发誓——轻声问我，你是把花当成烟抽了么？我真想杀了他！
在故事的最开始，我和德克兰·赖斯就是因为香烟认识的——那是一个讨人厌的导演，总是穿着五颜六色的夏威夷衬衫，眼睛蜡黄，牙齿白得像特拉法加广场里刚死不久的鸽子。他禁止我在片场吸烟，他自己却躲在道具堆后面偷偷用烟管吸大麻。跟美国佬一比我简直是天使。哪怕是这样，他还是对我下达了片场禁止吸烟的命令，那语气就跟苏联特工似的恐怖，我和他大吵一架（没错又被我可爱的记者朋友拍到了照片成为头条新闻）离开片场，当时的德克兰·赖斯也跟着我走出来，我不知道他是杀青了还是什么情况，但我确实一直都知道他的名字，毕竟他很漂亮，非常漂亮。
德克兰·赖斯问我是不是想抽烟了才那么生气。
我眯起眼睛说：没有。我只是埋怨导演为什么不多给你一点镜头。
他愣了愣，他的道歉比他的搭讪生疏多了。接着他的眼珠颇为讶异地转向我，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导演总是安排他去死了：“好美的眼睛……死亡会让它变得更美，到时观众将不再关心他的演技、他的腔调，全心全意聚焦在他钻石般美丽而了无生机的蓝眼睛上。”所以他演艺史上的死法堪称千奇百怪，却无一不是睁着眼睛。看他参演的电影和参加一场宝石拍卖没有任何区别，他足够漂亮，不够昂贵。我伸手接过他烟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化妆，颧骨上微小的淡斑和褶皱都都清晰可见（看来他尚未准备好“去死”），这让他看起来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特别健康，特别漂亮。所以我才问他要不要睡我。当然他现在也是一样的健康、漂亮。他挑了一身烟灰格纹的毛呢西装，手扶了一把帽子，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我喜欢我丈夫送我的花，”他熟练地对着记者背诵起台词，“我会把它放在最耀眼的位置上，保证每个人都能看见它。”那假惺惺的绒毛挠得我一直在打喷嚏。
走上舞台吧，亲爱的。他对我很绅士地微笑。
看着他的笑容，我在想，要说婚姻给我带来了什么，那一定是什么都没有。你完全无法想象这一个月我是怎么度过的，总之，非常不幸，非常糟糕。除了做爱，我和德克兰没有办法做任何一件事：他就站在那儿，在戏外继续扮演着他擅长的死人角色，要么遛狗，要么赌马（他经常输），我常拿这个嘲笑他，把他最爱的赛马版报纸垫在马桶下；他换了个爱好，或许是终于接到了活人的片约，他一边读尼采一边学钢琴，他甚至还专门从柏林——我的故乡——请了一位长发留须，酷似我在新奥尔良见到的白人嬉皮士的钢琴老师。我没办法教他：我试过，我刚示范了几小节我们就莫名其妙因为他穿错了我的内裤大吵特吵——这个话题究竟是怎么开始的至今存疑——最后我说，我们在钢琴上能做唯一事情只有做爱。
婚后一月，我抛弃了我的新婚丈夫（他也乐得被我抛弃）飞来巴黎，和我叫不出名字的巴黎小白脸品尝钢铁腥味的冷冻牡蛎配干白葡萄酒，看着西岱岛锋利的夜色扼杀一束又一束鲜活甜美的烟花幽灵。我承认，我对他有点兴趣——在他向我展示他那副雕塑般健美酮体的时候，让我回想起那么一丁点德克兰·赖斯。可他一开口却是：你真美，你比电视上看起来还要漂亮，我爱你，宝贝，你不幸的婚姻让你看起来更加动人。我让他滚下我的床，他搽过好几层精油的背影像一串背不完的台词。我想我讨厌别人说爱我，太假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但起码不是靠这么点可怜的爱活着。
我打给德克兰。打到第三次他才接。怎么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刚做完爱（这仅仅是我的猜测，因为在他的所有状态里我只对做爱最熟悉）。我往嘴里丢了一颗酸溜溜的牡蛎，突然有点想哭，我想你了。他愣了愣，声音压得很低，接着发出颤颤的珍珠般晶莹可爱的笑声，喂，我们不是刚刚演过戏吗。他的声音真好听，好听得一个尾音就能里你就能找到糟糕的生命里所有迷人的细节。我毫不犹豫地推掉下午所有的拍摄计划和约会重新飞回伦敦找他，我总是擅长作出决定——非常快——在减少我思考时间的同时，后悔这一庸俗至极的情绪也将无机可乘。
我带着墨镜、风衣、行李箱和一身怎么洗洗都洗不掉的巴黎脂粉气打开门。他嘴里还塞着一只牙刷，身上传来上一个男人廉价的香水味，我跑过去吻住他。
他轻轻拍拍我：好啦。
我爱你。
你每次爱我几天就会恨我然后离开，临走之前，吃掉我唯一一朵的花。
但是你会原谅我。你总是原谅我，为什么？
拜托，千万别说爱我。他“嗯”了一声，像盖章一样：因为我不会和一个疯子、骗子、陌生人计较那么多。我说我只爱陌生人，不过一个谎言罢了，我只爱和德克兰·赖斯一样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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